汕头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1998年4月21日汕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0月28日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经济特区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经济特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教育、劳动、卫生、公安、司法、民政、文化、工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共青团汕头市委员会及其各级组织应当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事项应当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
工会、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有关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三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及司法机关、教育机构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机构应为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条 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名誉权、荣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受理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成年人对身临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应尽力救助。
对身临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负有解求职责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到解救要求或者报告后，应及时解救。
第七条 未成年人应互尊、互助、互爱，不得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纵容、唆使、胁迫自己的未成年人子女或被监护人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胁迫未成年人在家庭以外的居所分户独居。
第九条 生父母对其非婚生未成年子女，继父母对受其抚养的成年继子女，养父母对其未成年养子女，离婚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必须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遗弃。
家庭其他成年成员有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被遗弃的婴幼儿，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负责查找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法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由儿童福利机构收养。
第十条 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不得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故意伤害、毁损名誉等侵害其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不得以罚款形式惩处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不得利用教学之便向学生推销商品。
第十二条 学校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组织或雇用未成年学生参加丧葬活动、商业性集会和庆典等有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活动。
组织、安排未成年人参加非商业性集会或其他集体活动，应注意对未成年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组织、安排文化娱乐活动，应避免可能对未成人造成不良影响的过强刺激和超负荷活动。
学校和幼儿园在安排集体活动前须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充分的准备，制定预防事故方案。一旦发生事故，有关领导和教职员必须尽全力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最大程度地减轻事故所造成的危害。
第十三条 学校用于学生群体防治的药品和保健用品必须是卫生或医药部门正式批准生产的合格产品，并经过教育部门批准同意。
除教育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某些重点疾病必须组织学生进行群体防治外，学生用药应遵照自愿原则，学校不得以预防和保健等名义强迫组织学生集体服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学校推销药品或保健用品。
第十四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内容反动和宣扬淫秽、暴力、恐怖、迷信的图片、书刊、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广播电视节目或提供有上述内容的服务项目。
禁止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制作、传播、查阅和复制有前款内容的信息。
第十五条 营业性歌舞厅及其他不适宜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须在门口显要位置设置标志，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性用品专卖店或主要经营性用品的商店，须在门口显要位置设置标志，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有害于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食品、玩具、用品；不得生产、经营不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的游乐设施。
食品卫生、产品质量监督主管部门应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卫生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和心理健康咨询。
卫生防疫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完善预防接种制度。托幼机构、学校在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应当查验儿童计划免疫证。
家庭、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场所应搞好日常卫生，消除发生疾病的根源，防止和控制已经出现的疾病在未成年人群体中传染、流行。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技术人员，有条件的应设置卫生保健室。卫生主管部门应给予指导和帮助，对其卫生保健人员进行考核和培训。
第十八条 任何人不得放任、利用、胁迫、诱骗未成年人从事乞讨或变相乞讨活动。
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由公安部门收容，民政部门遗送回原居住地。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社会流浪儿童教育救助中心或儿童福利机构接收抚养，查明其父母或监护后再遗送回原居住地。
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或帮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确需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文艺工作者、运动员和艺徒的，须报经市或区劳动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对已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为他们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为有残疾的未成年人提供生活与康复医疗服务。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办或出资赞助兴办未成年残疾人福利事业。
加强对残疾患儿的早期诊断、护理、康复和教育工作。鼓励和支持建立特殊教育学校和在普通学校设置特殊教育班。
各级人民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积极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已满十六周岁的有残疾的未成年人创造就业条件。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学校、家庭和有关单位，要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预防和矫治工作，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由所在学校、居民委员会、当地派出所与其监护人共同进行规劝教育。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法定原因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也可由政府有关部门收容教养。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方法，一般不得使用械具；对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使用械具。
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同被羁押的成年人分押、分管、分教。
第二十四条 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或公开出版物不得公开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影像或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对被拐卖、绑架的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解救要求或举报而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未成年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任何人都应积极劝阻、制止。
对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教唆、诱骗、胁迫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虐待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街道居民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由教育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除由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广播电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权限给予行政处罚外，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不设禁入标志的，由文化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罚款。放任或故意招引未成年进入的，由文化部门按每进入一名未成年人处以五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医药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罚款。放任或故意招引未成年人进入的，由医药部门按前款标准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食品卫生部门或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按照职责权限给予行政处罚。对未成年人安全或健康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劳动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将违法招用的未成年人人送回原居住地，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广播电视或出版主管部门按职责权限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对本办法规定以外其他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由有关部门按照职责权限依照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小偷被追走投无路跳河后被淹死
——被害人见死不救如何定性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王某因自己的一辆摩托车被偷而心生烦恼，他估计小偷应该是附近村庄的人，于是经常在村头路旁对来往车辆进行辨认和寻觅。某日当17岁的张某骑摩托车路过，王某一眼认出该车正是自己被偷的那辆，便上前大喝一声：“小贼，往哪里逃？还我摩托车。”张某见状扔下摩托车就逃，王某不去理会摩托车，对张某紧追不放。追了一段路后，两人来到一条大河旁，张某见有大河横挡，便哭了起来。王某更是抓贼心切，紧紧逼上。张某见王某渐渐赶上，便纵身跳下河去。王某来到河边，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便离开河边，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回家。事后张某被人发现已溺死在水中，家人告知，张某不识水性。
二、本案的分歧意见与问题的焦点所在
此案在互联网上披露公开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明知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而且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才离开河边，对这种危害结果王某可能存在明知，同时王某在这时的心理态度是对危害结果采取放任。不说其主观上已具有了放任张某被淹死的目的，而且其客观的行为特征也已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面对他人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他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理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预见到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但王某相信17岁的张某可能会游到对岸去，但因王某的轻信以致王某被淹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因此理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王某作为被害人追喊小偷张某是合法行为，在追到河边处是张某自己跳入河里的，不是自己推他的。同时在张某跳入河流后见他渐渐要沉入水中，以为他水性好，在河底向对岸游去，即使后来得知他不会游泳，王某也没有负有救助的义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规定即无罪。因此王某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王某在面对王某处于危险境地，是否负有救助义务，即是否存在不作为。二是王某的行为和张某被淹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对本案焦点的法理评析：
（一）是否存在不作为
1、不作为犯罪的构成条件。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不作为犯罪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这种特定义务是法律或社会要求行为人必须履行的。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些特定义务，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触犯刑律时，应负刑事责任。(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而不履行的。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特定义务，是以行为人能够履行，即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只有在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是不作为。所谓能够履行义务，是指行为人自身有能力和客观上有条件履行义务，也就是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仍未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都不是不作为。如仓库保管员被歹徒捆绑起来，眼看着国家财产被盗而无法履行防盗义务，就不是不作为犯罪。只有当行为人具备履行义务能力时，行为人的不作为才可能构成犯罪，这是主客观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3)由于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产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是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决定性条件。行为人虽未履行特定义务，但未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则不构成不作为犯罪。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否则不能成立。
2、不作为犯罪中特定义务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这种特定义务来源有以下几种: 法律明文规定；行为人的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务；行为人在一定情况下的先前行为。针对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是基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所产生的特定义务，当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为给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危险时,行为人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的特定作为义务。例如司机甲开车把乙撞伤，这里甲撞伤乙是先前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而使甲产生了特定的义务即将乙送往医院抢救;行为人因用火不慎具有引起火灾的危险,负有消除这种危险的义务等等。这些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使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了特殊性。
3、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具有特殊性。我们知道,在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直接出自原因———即作为行为———的本身,例如,在甲开枪打死乙、丙挥刀砍死丁这类典型的作为犯罪中,造成乙、丁死亡的原因,均直接出自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换言之,是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直接造成了乙和丁的死亡。但在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却不是直接出自原因中,即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中,而是出自另一个原因中。例如,某城市保育员王某带领十几名幼儿外出游玩,途中幼儿李某失足坠入路旁粪池。王某发现后,一边呼救,一边用竹杆测试粪水的深浅。尽管测得粪水只有约80分公深,但王某仍不肯下池救人,待农民张某闻声赶来下池救李某时,李某已被淹死。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显然都不是直接出自行为人的不作为。例如,致幼儿李某死亡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保育员王某的不救人,这正是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不作为犯罪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有的不作为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也可以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例如在母亲不哺乳婴儿致婴儿饿死、铁路扳道工不扳道致列车相撞之类的案件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就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不作为犯罪的条件关系公式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义务，结果就不会发生，故不履行义务是原因，它和作为犯罪的条件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因果联系的内容是相同的。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在他面对张某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张某死亡，张某因躲避王某追喊而跳河，在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时，王某负有求助义务，因为这种义务是王某的先前追喊的行为导致的，故符合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二）是否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
1、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涵义。所谓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因果关系问题一般是置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进行研究的,对于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具体的危险犯,必须存在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或具体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方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进而可以进行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而我国刑法理论则一般是在犯罪客观方面研究因果关系的问题,并且,通说还认为,因果关系乃一切结果犯所必备的构成要件。 然而,最为复杂的是,究竟何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可以归责的因果关系?概括而言,迄今为止,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最有力的主要是三种学说:“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
2、以条件说为基础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条件说”理论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较多。采取条件说，即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与此同时，应采用禁止溯及理论，即当一个行为或者事实独立地导致了结果发生时，就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该（或归属于该事实），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条件；此外，不排除就特别案件提出特别要求。条件说理论表现以下几种类型：假定的因果关系；二重的因果关系；重叠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断绝等。因果关系的断绝，又称“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其他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第三人因素、被害人因素等，若介入因素独立于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则不构成因果关系，反之，则因果关系成立。总之应通过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等，判断前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行为人追杀被害人，被害人为逃避追杀而落下悬崖致死。
至于其中的被害人因素，实践中被害人为什么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
系产生影响?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探讨。首先,强调指出的是，刑法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以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一种规范评价的过程。而由于犯罪的发生,很多情况下,就是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重大权利进行侵害的过程,因此,被害人必然在国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家必须通过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而要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保护,必然也就应当对被害人的一些
具体状况进行评价,从而,也就决定某些情况下,被害人所实施的一些行为或被害人自身的特殊状况,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正如许多刑法学家指出的,刑法本质上是国家平衡各种利益的重要工具之一,因而刑法在调整社会利益时,应当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比较。 而在刑法调整的利益中,存在最大的对立而又最需要调和的就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一方面,被害人因为深受犯罪之苦,往往对犯罪人恨之入骨,甚至产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绪;而另一方面,犯罪人虽然曾经是他人利益的侵犯者,但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却又无可质疑地成为弱者,必然渴求国家法律的庇护,以使其利益免受法律之外的过分剥夺。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国家都有义务对其利益依法加以保护,因而,国家在定罪量刑时,也就应当尽可能地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为实现此目的,国家固然首先应当对犯罪人利益根据其犯下的罪行进行剥夺,以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矫正的正义”;但同时,国家又还应当防止犯罪人的利益被过分地剥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被过分倾斜。因此,国家在进行因果关系的考量时必须对被害人的因素进行全面审视。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和张某的死亡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条件说基础理论，此种情形属于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因王某对张某死亡主观上没有故意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杀人行为，故不构成故意伤人罪。但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时，要考虑本案的特殊案情，对其量刑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