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案例看司法改革
卢映西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可谓任重道远。
一、从一个极端案例说起
《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
周澄，90年代中期曾是本溪钢铁公司驻北京销售人员，在本钢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成立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为了给北京中心筹措营运资金，他从朋友那里借了300万元到沈阳炒期货，一下子赚了40万元。赚到钱后，他把本利中的313万元汇入北京本钢物资销售中心账号，次日提出173万元，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购买了三室二厅的K楼301室，没办产权证就在门口挂上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处的牌子办公。这一提款购房的行为，1999年被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判了5年徒刑。周澄上诉，被驳回。
一审时周澄的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代表公诉方出庭的是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的科长，她也认为周澄无罪，公诉书所述实际上并非其本人意见。现已退休的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靠”。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的主审法院院长后来不幸身患绝症，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良心发现，找到了周澄，当面拿出一份有关他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把案卷副本交给周澄时，这位院长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份东西本不应该交给你，但你拿着，将来或许有用”。
于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披露，我们看到了当时一审审判委员会和二审合议庭触目惊心的记录：
周澄案的审判长首先做了汇报：上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告人周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本案又系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上级法院意见判起刑线5年。法院院长发言：就判5年。副院长说：判5年，同意上级法院的意见。其他委员一致同意。于是，决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周立即上诉了。二审合议庭评议。二审审判长说：从法理上讲本案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但本案的一审却定了罪。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位代理审判员说：我认为本案从法理上讲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故同意主审人的意见。另一名代理审判员也考虑到领导及相关部门意见。于是合议庭一致意见：从法理上讲本案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周澄有罪，但考虑到本案是领导过问并关注的案件，而且领导也有具体要求，因此特作出如下意见，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确实是个十分极端的案例（以下简称“周案”）。参与诉讼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被告周澄最终获刑5年。然而这样极端的案例却真实地发生了，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司法实践的某种现实困境。
二、观念的滞后
“周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显然是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然而再考察一下案例发生的大背景，就更令人深思：司法独立原则在当今中国，不但现行宪法和三大诉讼法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空间，而且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明确指出了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可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上述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毫无障碍地发生了。这说明，“周案”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
1、司法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可是这种司法独立的理念在我国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撑。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中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古崇尚礼教，视法制为卑卑不足道，司法二字不见经传，自与外国接触，稍稍通晓。”（张一鹏，1922）所以“权力本位”一直代表着传统法律思想观念的价值底蕴，一直到现在，公民的仍然缺乏法律信仰，公民法律意识的低下恰恰使司法独立失去大众基础。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委、政府领导在头脑中也没有虔诚的法治信仰，“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远远未建立起来，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置自己于法律或司法机关之上，插手具体司法事务；严重的甚至以权压法，强迫法院或法官按自己意志办案；或以法律监督为名，行“干涉司法”之实，使得司法机关失去独立性与中立性。凡此种种，无一不严重影响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建构与发展，阻碍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比发达国家的司法公正任务更艰巨，所要超越的层次更多。除此以外，我国司法观念现代化的迫切性，还在于由周案引出的一点启发：周案既不可能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因为封建官场行政、司法合一，行政官员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他自己还有一个亲自阅卷甚至提审的制度，一般不会“审的不判、判的不审”。清朝好多大案，皇帝决策之前都是自己认真阅卷审查的，弄不清还会发回三法司会审。因此，只有在我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因而显得“青黄不接”的转型期，才最有可能搞出“周案”这样的“今古奇案”。可见在司法改革中，观念及时更新至关重要。
2、如何理解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由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衍生出来的。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一理论，近现代西方国家都在诉讼法乃至宪法中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立法机关的干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但现代司法实践不断证明，真正的司法公正只能以司法独立为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几起几落，以及在制度上的虚置，无不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有关。现行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如何具体体现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的关系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些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偏颇必然导致司法的扭曲。
实际上，肯定司法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统一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司法是不同于立法与行政的国家职能。立法是创设法律、规划未来的活动，这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行政虽主要是执行法律，但也广泛存在法律规制较少的纯自由裁量领域以及法律授权的行政立法事项，这同样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司法是依据既定法律裁决具体案件的活动，其目的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主张的法律发挥确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功能。由于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才能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故司法的任务只能是严格地适用既定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法律 ，而不能再接受各级党委的新的临时“主张”。因此，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并不是指司法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指司法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既定主张。
当然，这是就审判活动而言。在组织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官都是中共党员，法院内设有党组，根本不用怀疑司法“独立”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党还可以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帮助法官树立严格执法、清正廉洁的职业品德，防止司法腐败的侵蚀。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具有相互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党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而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也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执行体现自己既定主张的法律，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完全的实现。
三、体制的制约
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司法权本身的独立。司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权力的非法干涉；二是司法机关的独立。即司法机关内部上下级组织各自独立，下级组织不受上级组织的非法干涉；三是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受任何他人的非法干涉。我国的司法改革要想实现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必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司法人员与审判组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关系所反映的司法体制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制约性，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就司法权独立的制度保障而言，“周案”的发生已经说明，这种保障即使有也基本上形同虚设。
黄石市集体合同制度实施细则
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黄石市集体合同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黄政办发〔2002〕104号
大冶市、阳新县、各区人民政府，各厂矿企业、院校，市政府各部门：
《黄石市集体合同制度实施细则》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黄石市集体合同制度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湖北省集体合同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市各类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企业）应当建立平等协商机制，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开展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重点是三资、私营和改制企业。
第三条 集体合同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尚未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
第四条 签订集体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平等、协商一致和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方利益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约束效力。企业与职工个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集体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第六条 市、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现行管理体制，对集体合同的签订提供政策法律服务，负责集体合同的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工会（产业工会）、企业方面的代表组织负责指导、帮助职工方与企业方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依法对集体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
第七条 集体合同包括下列内容：
（一）劳动报酬；
（二）社会保险和福利；
（三）工作时间；
（四）休息休假；
（五）劳动安全与卫生；
（六）职工的教育和培训；
（七）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八）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条件和程序；
（九）集体合同的期限；
（十）集体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十一）违反集体合同的责任；
（十二）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职工方与企业方可以结合本企业实际，就上述内容签订专项集体协议。专项集体协议约定的劳动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集体合同的期限为一至三年。
第九条 签订集体合同必须经过协商代表平等协商。协商代表每方为3至10人，双方代表人数对等，各确定一名首席代表。每方应同时确定候补协商代表二名，并另行确定一名书记员，负责协商过程中的文字工作。双方在平等协商中均可以聘请顾问。
第十条 职工协商代表由工会决定，或者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议定。企业一线职工代表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有女职工的，职工方代表中应当有女职工代表参加。企业方协商代表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指派。企业工会主席、企业法定代表人分别担任职工方和企业方的首席代表；因故不能担任的，应当书面委托一名代表担任。
协商代表一经产生，应当书面告知对方。协商代表的任期与集体合同期限相同。协商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由候补协商代表出席会议，替代行使协商代表职权。
第十一条 企业职工方协商代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如实表达职工的要求，并接受职工的咨询和监督。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责必需的工作时间，协商代表因履行职责占用的工作时间视为正常出勤，其工资和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第十三条 企业职工方协商代表（含候补协商代表）在劳动合同期内，除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企业规章制度和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害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企业不得单方解除或者变更劳动合同。任期内劳动合同到期的，企业应与其续签劳动合同至任期届满。企业经济性裁员，协商代表有保留劳动关系的优先权。
第十四条 企业职工方或者企业方都可以提出签订集体合同书面要求。一方提出要求后，另一方应当在15日内与对方进行平等协商。
第十五条 企业职工方和企业方进行协商时，在不违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不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应向对方提供与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认真做好协商记录。协商中出现争议的，应尽可能协商解决。经多次协商未果的，可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同级地方工会组织帮助协调。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时，可以中止协商，但最长不得超过30天。
第十六条 经双方平等协商形成的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和表决。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或者职工出席，经全体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过半数同意即获通过。获得通过的集体合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第十七条 集体合同草案未获通过的，应当重新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后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和表决。
集体合同从第一次协商到签订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60天。
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在集体合同自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集体合同一式五份连同企业法人证明、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工会主席资格证明、双方首席代表身份证、谈判代表花名册、职工方协商代表的劳动合同书、集体合同协商记录、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通过的决议以及企业制订的各项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等材料，报有管辖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并送同级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登记备案。
第十九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集体合同的下列内容进行审核：
（一）双方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集体协商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
（三）合同的内容是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第二十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内审查完毕并下达《集体合同审查意见书》。审核不合格的，双方应当另行协商；未提出书面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同级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对集体合同有异议的，应及时向本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反映。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当自集体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全体职工公布集体合同正式文本。
第二十二条 集体合同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应当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一）订立集体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被修改或者废止的；
（二）企业改制、停产、破产、拍卖或者被兼并等使集体合同不能履行的；
（三）因不可抗力使集体合同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四）集体合同约定的变更或者解除条件出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集体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应当在7日内书面报有管辖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同级工会、行业工会备案。
第二十三条 集体合同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该集体合同即行终止。
第二十四条 集体合同期满前60日内，企业职工方或者企业方提出续签集体合同要求的，双方应当按本细则规定的程序再行协商，签订新的集体合同。
第二十五条 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不成的，有管辖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同级工会、经贸委（局）的代表进行调解，并下达《调解意见书》。经调解不成的，企业职工方或企业方可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十六条 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企业职工方或企业方可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直接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二十七条 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当维护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贸委（局），应当建立协商机制，对企业平等协商和履行集体合同进行监督、指导和协调。
第二十九条 企业和企业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建立集体合同监督检查机构，负责对本企业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职工方和企业方首席协商代表，每年至少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一次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并书面报有管辖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同级工会、产业工会备案。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管辖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一）拒绝对方合理签约要求或者故意拖延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
（二）企业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协商代表的劳动合同，打击报复协商代表的；
（三）在签订和履行集体合同过程中，不提供或者不如实向对方提供所需资料的；
（四）不按规定报送或者不履行集体合同的。
有前款第（一）、（二）项，情节严重且拒不改正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对责任方处以3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 一方不履行集体合同或者不完全履行集体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集体合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企业不执行集体合同约定的劳动标准，对职工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集体合同的审查监督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签订和履行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