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犬类管理规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犬类管理规定
（1989年12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18号发布
政府令
《天津市犬类管理办法》，已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
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灭狂犬病，保障城乡人民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
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
养犬。
军警、医疗、科研单位，地处野外的生产、仓储单位，远离村庄的独居户、专业
户，经批准可以饲养警卫犬、医用犬、试验犬、护卫犬。
远离村庄的独居户、专业户饲养护卫犬只准养一条；地处野外的生产、仓储单位
饲养护卫犬不得超过两条。
第三条 犬类管理工作由区、县人民政府负责统一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按下列
分工负责日常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准养犬的审批、登记，发放《犬类准养证》，处理违章养犬及因灭
犬引起的治安案件。
卫生部门负责对被狂犬咬伤者的疫苗注射，抢救、治疗，组织人用狂犬病疫苗供
应和使用，掌握狂犬病疫情，报告疫情信息，开展预防狂犬病的宣传。
兽医部门负责对准养犬检疫，预防注射登记，发放《犬类免疫证》，组织犬用狂
犬病疫苗供应，并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处理违章出售犬肉、犬皮及其
他犬类产品。
市区由环卫部门负责调配灭犬人力、工具和犬尸处理，郊区、县由乡（镇）人民
政府确定有关部门指供灭犬人力、工具和负责犬尸处理。
第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准养范围，单位或个人需要养犬的，须持上级
主管部门或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同意证明，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
后携犬到区、县或乡、镇兽医部门进行检疫和免疫注射，取得《犬类免疫证》后，再
由公安部门发给《犬类准养证》。
第五条 外地及境外携犬来津人员必须持原地区县级以上（含县级）兽医部门或
口岸检疫部门签署的有效期内的检疫证明或免疫注射证明；无检疫和免疫注射证明的
，犬主应当在入市后立即到所在地兽医部门为犬类进行检疫和免疫注射，并由兽医部
门发放《犬类免疫证》。
属于前款规定的犬类，犬主须持有效的《犬类免疫证》或检疫证明到公安部门办
理《犬类临时逗留证》。犬类在津临时逗留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六条 犬主应对准养犬实行拴养或圈养。所养犬逃跳或失踪，犬主应及时寻找
追回，不能追回的，应在三日内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告。
禁止携犬出游。
第七条 每年三月份对准养犬进行一次免疫注射，九月份对更新犬进行免疫注射
。犬主应按时办理并按规定交纳免疫注射费。每次免疫注射后，犬主须到公安部门更
换《犬类准养证》。
犬类在免疫注射后出现反应或死亡，兽医部门不承担责任。
第八条 兽医部门在检疫中发现狂犬，应责令犬主立即自行捕杀。犬主应按兽医
部门指定的地点深埋犬尸。犬主不愿自行捕杀深埋的，由兽医部门委托他人代为处理
，所需费用，由犬主负担。
严禁将狂犬及其咬伤的富禽剥皮、出售、食用。严禁乱弃死犬。
第九条 不得在集市或其他场所进行犬类交易。
符合犬类准养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到外地采购犬类时，在采购前，需经其主管部
门或村民委员会同意，报区、县公安部门批准。
从外地采购的犬类应在入市后三日内由犬主携带至所在区、县或乡、镇兽医部门
进行检疫和免疫注射，取得《犬类免疫证》后，再由公安部门发给《犬类准养证》。
对检疫不合格的犬类，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处理。
第十条 经批准养犬的单位和个人，应在发证或换证时，向区、县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缴纳管理费。管理费的标准为每条犬每年十五元。
区、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向物价管理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
第十一条 对未经批准私自豢养的犬类、未按规定免疫注射的犬类和在户外散游
的犬类以及外地窜入本市的犬类，在市区由街道办事处组织公安、环卫等部门捕杀，
在郊区、县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捕杀。
第十二条 准养犬死亡、宰杀，犬主应在七日内持原《犬类准养证》或《犬类临
时逗留证》到原发证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经销犬肉、犬皮以及其他犬类产品，必须经兽医部门检疫检验，凭检
疫合格证明出售。未经检疫检验的，不准出售，收购部门不得收购。
第十四条 《犬类准养征》、《犬类临时逗留证》和《犬类免疫证》，分别由市
公安部门、兽医部门统一制发，并向犬主收取工本费。犬主对以上“三证”应妥善保
管，不得转借、冒用、涂改、买卖，如有毁损或遗失，应在七日内向原发证部门申请
换发或补发。
第十五条 军警、医疗、科研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搬迁的，原《犬类准养证》
、《犬类免疫证》继续有效。其他养犬单位和个人迁入符合养犬条件地点的，原《犬
类准养证》、《犬类免疫证》继续有效；迁入不符合养犬条件地点的，犬主应按市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规定处理所养犬类并到原发证部门注销《犬类准养证》和《犬类
免疫证》。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四条中关
于《犬类准养证》和《犬类临时逗留证》使用规定的，由公安部门批评教育或处二百
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十四条关于《犬类免疫证》使用规定
的，由兽医部门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兽医部门依照《天津市〈家畜家禽防疫条例〉
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对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市区由环卫部门处二百元以下罚款；郊区、
县由乡、（镇）人民政府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犬类造成他人伤害和损失的，由犬主承担民事责任。
故意纵犬伤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所列罚款一律上缴财政。
灭犬和犬类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各区、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年度业务费预算，
由各区、县财政部门负责解决。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施行。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容委等七部门制定的〈天津市犬类管理暂行办法〉》（津政发〔
１９８６〕１０９号）同时废止。
从一名卫生执法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说开去
韩怀忠
据媒体报道，2006年年７月13日凌晨３时许，27岁的杨守峰因腹痛来到郑州市十八里河镇站马屯新村，在张法合无证非法开设的“康复门诊”内就医，张法合在听取了患者叙述的病情后，对其实施氨基比林与654－2混合注射、５种以上的口服抗菌药物重复用药，并对其进行洁霉素与庆大霉素混合输液。杨守峰在输液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头晕、恶心等异常症状。张法合虽进行心脏按摩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120医生到达时，杨守峰已死亡。
郑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结论指出：“张法合在对杨守峰治疗中存在多种问题，杨守峰符合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其死亡可能与张法合临床用药不规范有关。”
2007年初，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依法判处张法合有期徒刑10年零６个月。但此案并未就此了结，在办理张法合案件的同时，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将目光投向了郑州市管城区卫生监督所监督一科科长刘军锋身上，并于2007年8月13日，将其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公诉至管城区人民法院。读到这则消息，除了为被起诉的卫生执法人员惋惜外，确实还有如鲠在喉的感觉。
因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件并不少见，而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公诉至法院的卫生执法人员并不多，正如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而没听说有哪个交警因此被公诉至法院一样。因为无论是非法行医还是无证驾驶，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的存在与负有监管责任的人尽没尽责划上等号。
各级卫生执法机构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多么艰难，只要在“谷歌”上搜索一下“黑诊所”就知道了，与此相关信息多达33万余条，这些与黑诊所相关的信息，往往又都与另外两个词相关联：一个是夺命，另一个是取缔（或查封、捣毁）。这一方面说明黑诊所在危害人民健康，另一方面说明，各级卫生执法机构在极力履行监管职责，查办非法行医行为，净化医疗服务市场。黑诊所之所以屡禁不绝，绝不单纯是一个地方的卫生执法人员监管没到位的问题，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医疗保障不健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使得小诊所成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外来打工者的最先选择，黑诊所也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
其次，卫生监管不力，这主要源于多年来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一支专门从事医疗市场监管的执法队伍，虽然近年来成立的卫生监督局（所）将医疗市场监管列入了自己的职能，但队伍数量不足、执法水平不高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监管不力的现象存在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体制而产生的问题，不能让具体负责监管的个人承担责任。
再其次，在现实情况下，非法行医的特殊性使得卫生执法人员很是无能为力。以本案为例，新闻中提到，对当地诊所负有卫生监督责任的刘军锋，曾在2006年３月带领本科室卫生监督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这家诊所，只是因其未开门营业，就放弃检查。一方面我们不能原谅刘军锋在那以后的3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再次对其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我们也体谅他的难处，一是人员少，监管面宽，可能没顾过来，二是在现实社会里，许多黑诊所都是隐藏在行医者的住家内，有的也没有明显标识，卫生执法人员很难发现，更无权进入其住房内进行检查，即使查到了，其诊室内往往只放几个空药箱，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即使明知其住房内藏有值钱的药物，但卫生执法人员也不能进屋搜查，将其取缔后，其还可换个更隐蔽的地方继续行医，没收和罚款等处罚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如果不考虑上述因素，就一口咬定刘军锋没再去检查这家黑诊所，让其成了漏网之鱼，最终造成夺命惨局，就犯了玩忽职守罪是有失公正的。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追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刘军锋未对张法合进行查处与杨守峰的死亡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郑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没有明确指出杨守峰的死亡肯定是由张法合的行医行为造成的，从该鉴定书的综合分析中也不能得出这一结论，而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即使在合法医疗机构也可能发生。如果本案刘军锋是在接到群众举报或与非法行医相勾结如收取好处后故意不去查处，或明明发现此处为非法行医点而不去查处，在这种情况下被追究刑事责任还理所应当。但据知情人讲，在此黑诊所治死人以前，当地卫生执法机构根本就没发现其有非法行医行为，在2006年3月查处其对面的黑诊所“回春堂诊所”时，张法合的诊所就没开门，门外也无任何行医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刘军锋没有进一步追踪查处张法合的诊所，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和责任心不强的问题，应由其所在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
笔者这样说，丝毫没有替当事人开脱责任的意思，只是不明白，我们的行政手段哪儿去了？我们不是有行政问责吗？在本案中，放任行政资源闲置而浪费司法成本的做法，从保护干部、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的角度看是最佳选择吗？
事实上，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以来，行政问责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大到卫生部部长，小到一般的干部，相继有一批官员因为问责制而去职或受到其他的行政处分，应当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问责制是建立权责对等的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
但从现有的问责事件看，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许多地方和领域，都是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上层或公众的关注后，才问责。而且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又与权责不清相连，因而很难令当事人心服口服。久而久之，会使问责流于形式，也使得司法被迫介入，出现本案这种许多人不愿看到的结果。
医疗市场服务秩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任何疏忽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通过本案，希望各级卫生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通过有效的行政问责，即可提高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也可防止事态扩大，导致司法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