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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人身损害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一审含义
　　　　　　　　　　　　　　　　——兼与魏建国、谢蕊娜同志商榷

　　2012年7月11日《人民法院报》刊载了魏建国、谢蕊娜同志《人身损害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中“一审”含义》一文。魏、谢两同志认为，对于重审（再审）案件，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仍应该是原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理由是：1、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为基础的，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审程序。重审（再审）是为了纠正一审的错误，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正确依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原审程序的举证期限届满前，固定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一旦提出其诉讼请求，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或者禁止反言的原则，应当对当事人自己和人民法院都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但应当体现在原审程序中，也应当体现在基于原审程序而进行的重审（再审）程序中。3、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宗旨，也在于给被侵权人的赔偿是一种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赔偿也是确定的，也只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据，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离开这个确定时间，常人是无法预知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法律也不允许让一个人承担自己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4、如果离开了初次立案时间，使得计算依据不确定，就会有人因此不当得利，就有人同时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民法的公平原则被破坏。在现在信访压力严重的情况下，势必一些人会因此而不断上访，不断要求重新赔偿。同时，人身损害的后果确定下来后，诉讼程序的变化不会导致当事人损失的变化。如果一概以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会诱使受害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反复申请鉴定，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使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令赔偿责任人不堪其扰，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笔者不同意魏、谢两同志意见，同意该文第一种意见，即对于重审（再审）案件“上一年度”，应该理解为重审（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理由如下：

　　1、从字面上来理解。“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中的“一审”是指审级，对于一审“重审或再审”，审级都是“一审”。重审或再审均需开庭进行审理，法庭辩论是法庭审理的必经程序，之前原审无论已经开过几次庭，进行过几次法庭辩论，因发回重审或依审判监督再审，原审判决均已失去了法律效力，原审的法庭辩论并未终结，故“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只能是指“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

　　2、魏、谢两同志第一、二点理由将诉讼证据与当事人诉讼请求混为一谈，不能成立。确实，重审（再审）是为了纠正一审的错误，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正确依据。但是，根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当事人因经济发展引起的赔偿标准变化而增加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禁止反言”是证据规则，而讨论的是因时间节点发生变化引起赔偿标准的变化，在相同的事实和证据下也存在这个问题，与证据无关，故也不存在反言的问题。还有担心权利人如果以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会诱使受害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反复申请鉴定，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使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如果拖得越久对侵权人越有利，那么侵权人是不是也可以反复上诉申诉，反复申请鉴定，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使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呢？之所以“怪”，肯定就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实际上，上诉、申诉、申请鉴定，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只要是严格依法办案，当事人无理的上诉、申诉、鉴定申请，均不能导致无休止的诉讼，这种担心有些多余。

　　3、魏、谢两同志第三点理由讲到了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确实，民法的主要功能是“填平”，针对受害人的损害程度进行衡量，由侵权人进行相应的赔偿，而非要求侵权人进行惩罚性的赔偿。那么就应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分析，受害人原审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其权益受损必然在持续增加。如果还以原审时第一次法庭辩论时的标准作为赔偿标准，势必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不能达到“填平”的效果。作为私法的民法，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对私法的维护以调动市民进行民事活动的积极性，由此决定了民法的权利法性质。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应当对赔偿权利人的权利进行审查，如符合法律规定，则应予支持，如不符合法律规定，则应予驳回。而不是进行倒推，对赔偿义务人的义务进行审查。

　　4、魏、谢两同志第四点理由讲到了讲到了有人因此不当得利和公平，谁不当得利？当然是指权利人不当得利。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权利人是不是不当得利。首先，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权利人受到伤害，要求侵权人进行赔偿，不能说是没有合法根据。其次，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赔偿标准肯定也是逐年增高。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实现，案件发回重审（再审）后，按照重审（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来计算赔偿款怎能说是不当得利。第三，案件发回重审（再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是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因为审判机关的原因导致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实现，而要求权利人来承担不利于其的法律后果，说得上是公平吗？在基本损害事实和证据不变的基础上，时间在变，如果权利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权利人的权利是不是在进一步受到损害？举个例子，甲在2009年伤害了乙，当年一审结案，后于2012年6月再审。丙在2012年5月伤害了丁，6月一审结案。设乙、丁受伤害程度相同，那么按照魏、谢两同志观点，则乙获得的赔偿将大大少于丁，也就是说侵权人将案件拖得越久对其赔偿越有利，这样的结论岂不是很荒谬？第四，任何的赔偿标准都是相对公平的，不是绝对的。以魏、谢两同志所举的丧葬费为例，譬如，2009年丧葬费标准为5000元，那么实际上使用的丧葬费就是5000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要将死者重新挖出来，再埋葬，不过是笑谈而已。另外，每年有不同的赔偿标准是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举个极端的例子，现在的100元还值80年的100元吗？所以以最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才能最公平、最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在重审（再审）案件中，“上一年度”，应该理解为重审（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清晰明确，不会产生歧义，无需另行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作者单位：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从合同的角度对处理爱心捐款的法律思考

作者：蒋俊峰，江苏省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225300）


1995年七月,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职工余辉被确诊为慢性粒性白血病,需要25万元多元进行骨髓移植,同年12月22日,横县地税局向全国地税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并表示地税局将对捐款进行监督,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抢救上,信的落款是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加盖了公章),并注明了转帐开户行及账号。截至1996年6月5日,共收到四川贵州海南等全国各地的193笔捐款,共计22万余元,但爱心没能留住余辉的生命,共用去医疗费用9.8万余元,还有14万余元,地税局以工会的名义把钱存在银行,余辉的父亲要求把这14万余元作为余辉个人的遗产进行处理。(详情请见2002年11月4日扬子晚报B3版报道:捐款能否当作遗产)
类似的纠纷并不少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
1997年12月23日，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在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杨尔特，男，12岁，因患白血病无力医治，向社会求助，在礼泉县有关领导的建议下，由陕西省礼泉县教育局（以下简称教育局）、中国教育工会陕西省礼泉县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工会）联合向全县师生发出了“向杨尔特同学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师生为杨尔特捐款治病。教育局、教育工会先后收到30个单位的捐款，共计40482.05元。教育局、教育工会将其中1万元支付给杨尔特，2.2万元支付给其他四位同样患白血病的师生，余款存入银行。原告向教育局、教育工会索要其余捐款未果时，遂将教育局、教育工会推上了被告席，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如数返还募捐款并赔偿原告为索取募捐款造成的经济损失4569.20元及精神损失3000元。
礼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原、被告双方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募捐款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二是《民法通则》条款的适用问题。
原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形成赠与关系，与被告之间形成代理关系。捐款人为原告治病捐款，被告为30个捐款单位出具了“为杨尔特募捐款”的收据，因而原告是募捐款的所有人，有权获得全部捐款，被告作为募捐款的收集人，是原告杨尔特的代理人，被告将给原告的募捐款挪作他用，侵犯了原告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属侵权行为，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最高院意见）第129条“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63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予以判决。
被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的赠与关系不成立，被告不是原告的代理人。本案属于捐赠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它不是由赠与人直接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而是由被告间接转赠给受赠人，只有捐赠人认为被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没有尽到把捐款交给杨尔特手中的义务时，他们才有权请求被告履行转赠义务，原告无权主张该权利。赠与是实践性的法律行为，被告将募捐款中的1万元转交给了原告，这1万元捐款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其余捐款未转交原告，原告对其余捐款不享有所有权。其次，原、被告在这次募捐活动中，虽然发生了《向杨尔特送温暖、献爱心》的倡议书，但它是以被告的名义发出的，并不是以杨尔特的名义发出的，原告杨尔特只是一个特定的捐助对象而已，因此，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不成立。再次，被告同时认为，这次募捐活动，从捐赠目的看，并非为原告一人治病捐赠，还应包括其余四位白血病患者，被告将2.2万元支付给其他四位白血病患者是成立的。应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最高院意见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规定予以判决。
经过6个多小时的庭审，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礼泉县人民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认为：“原告杨尔特因患病，向社会各界求助，被告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得知后，向全县各校师生发出倡议书为杨尔特捐款的行为，弘扬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告以原告杨尔特名义倡议并收取的捐款，应归杨尔特所有，并应及时付给杨尔特，但礼泉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将其中1万元付给杨尔特，其余30482.05未付，显属不当。故原告杨尔特请求被告给付以他名义收取的募捐款的剩余部分，依法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34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付给原告捐款30482.05元。
(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礼泉县人民法院是适用《民法通则》第4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审结此案的，如果从合同的角度出发，此类案件该如何处理呢？本文以能否把这笔爱心捐款作为遗产处理案为例进行分析（事实上，一二审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不同的判决）。笔者认为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这笔捐款的性质和所有权的归属,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本案中,横县地税局向全国地税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这实际上是一个要约邀请,也就是希望全国地税系统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各地的好心人纷纷慷慨解囊,把捐款寄到地税局指定的账户上,是一个要约行为,是向横县地税局订立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横县地税局受下捐款是承诺,经过这样的要约承诺,捐款者和横县地税局之间订立了一个赠与合同,这个赠与合同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义务的,因为有很多捐款者明确指定了捐款的用途是给余辉治病,即使有些捐款者没有明确捐款的用途,但他们捐款的用意是鲜而易见的,况且横县地税局在求援信中已明确了捐款的用途,故应当判定这些赠与对赠与财产的使用附有条件,受赠人应当按照赠与人的指示和自己的诺言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
那么,受赠人究竟是谁呢?可不可以是余辉个人?笔者认为,不可以是余辉,只能是横县地税局。理由如下：
(1) 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捐款者和横县地税局。余辉不是合同一方，受捐款的只能是横县地税局,不能是余辉。
(2) 有观点认为,余辉是特定的受赠人,横县地税局仅是对该捐款行使财产代管权,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横县地税局享有的对捐款用途的监督权。因为本案中的横县地税局享有监督权,能够对捐款的使用进行监督,防止这笔钱用于对余辉进行治疗外的其他方面,如发生这种情况,应当及时制止并纠正.这种监督权是基于捐款者对捐款用途的指定和地税局自己的许诺而产生的,对捐款的使用者而言是监督的权利,对捐款者而言,却是监督的义务。因而,不能放弃这种监督权。现在不妨假设这笔捐款属于余辉和其家人所有,余辉和其家人就享有这笔钱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想怎么处分,他人无权干涉,而实际上这种监督权可以对抗所有权,所有权受到监督权的制约,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的.所以这种假设不能成立,余辉不享有捐款的所有权.只有让地税局享有捐款的所有权,才能解决监督权优于所有权的矛盾。
(3) 或者可以认为捐款的所有权归余辉和其家人,横县地税局享有的监督权是赠与人授予的,是地税局代理赠与人行使的。这种情况下,监督权对抗所有权是合法合理的,既然是代理监督,地税局就更应该忠实于被代理人,更好的行使监督权,以履行对被代理人的义务。如果捐款不用于给余辉治病,可以代理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因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由于余辉死亡后,受赠人无法按照约定履行这样的义务,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实际是违约行为,而违约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所以笔者认为这里的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应当在有过错时才是不履行,没有任何过失的无法履行也是不履行,而且这个不履行也不是由于不可抗力(病故不属不可抗力)造成的,因此,赠与人应当享有撤销权.故地税局作为赠与人的代理人有权利撤销这样的赠与。
所以,无论这些捐款是捐给地税局的,还是捐给余辉的,最终这些钱应当保留在地税局,而不是余辉的家人手中。
现余辉之父以原告的身份把地税局告上法庭,由于案件的处理牵涉到捐款者的利益,捐款者可能想行使撤销权,但捐款者远在其他省份,不知道案件情况,不知道已经发生了行使撤销权的原因,应当由法院发布公告通知捐款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较为合适,由于第三人可能考虑参加诉讼的成本而不一定愿意参加诉讼,故要求第三人在一定期限内以信函的形式申报权利并说明对捐款的处理方法较为科学合理,如第三人(赠与人)在规定期限内说明其捐款如何处理, 按其意思办理,如果没有以一定形式申报权利,视为放弃(赠与人的撤销权仅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可以放弃),横现地税局有权按照自己的主张将这些捐款按比例退还给捐款人,或者捐给当地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