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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兼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匡梓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13:33:36  浏览:962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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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
——兼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2008班
430073 tel:027-87529217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

参考资料:
[1]姚建宗: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3] 杜宴林:<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4] 姚建宗: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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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防治牲畜五号病工作暂行规定

广东省深圳市政府


深圳市防治牲畜五号病工作暂行规定
深圳市政府


(1995年6月1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条 为预防和消灭牲畜五号病,根据国家《关于防治牲畜五号病工作的暂行规定》和《广东省防治牲畜五号病工作暂行办法》,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深圳市牲畜防疫指挥部(以下简称市牲防指挥部)负责全市牲畜防疫指挥工作,其职责是:
(一)制定牲畜防疫灭病规划、方案和措施;
(二)协调处理防疫灭病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三)组织实施防疫灭病工作。
市牲防指挥部由分管副市长和市农业、工商行政管理、卫生、环保、公安、商贸、运输等部门及深圳动植物检疫、铁路等有关单位的领导组成。市牲防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牲防办),处理日常工作。
各区、镇人民政府成立本行政区域牲畜防疫指挥机构和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牲畜防疫灭病指挥工作。
第三条 下列各单位在市牲防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履行规定职责:
(一)深圳动植物检疫局负责进出境的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车辆消毒、代征防疫费;
(二)市兽医卫生防疫检疫(验)和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负责牲畜饲养场、屠宰场、集贸市场的牲畜及鲜、冻肉品的检疫(验)和监督处罚工作;协助市牲防指挥部制定全市牲畜防疫灭病规划和各项措施的落实。
(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集市牲畜交易,肉档的监管和处罚;
(四)市卫生、环保部门负责卫生和环境的检查和处罚;
(五)区、镇兽医卫生防疫检疫(验)机构负责本区、镇牲畜防疫检疫(验)及监督处罚。
第四条 凡在本市饲养、调运、屠宰、加工、销售活畜及其产品的,都应当接受防疫灭病管理。
第五条 凡经深圳出入口的牲畜及其产品,应来自五号病非疫区。经营单位或个人必须持有产地县以上的兽医检疫机关开具的检疫和消毒证明书。
公路、水路、铁路等运输部门须凭检疫和消毒证明书办理承运手续。
从国外和台湾、香港地区进入深圳的动物及其产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实施检疫。
第六条 运到深圳的牲畜,经检疫发现患有五号病的,该牲畜及其同群畜不得出口,一律作扑杀和高温处理。
车站、仓库剔除的死畜禽,应用专用密封车运至指定的死畜处理地点进行无害化处理;病残畜禽应用不漏水的运输工具送往病残畜禽加工场扑杀作无害化加工或销毁处理。
第七条 外贸等有关部门应切实做好各地供港活畜、禽的计划收购和均衡调拨工作。需在深圳存仓寄养的,应做好严格的清洁和消毒工作。
第八条 在深圳存放牲畜的单位或饲养场发现疫情,应立即报告市牲防办或动植物检疫局。市牲防办应对疫病牲畜及时采取扑疫措施。
第九条 患有五号病的牲畜肉品一律需经无害化处理后,方准销售。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私设屠宰场(点)。深圳经济特区内由有关部门在罗湖、福田、沙头角、南山设大、中型屠宰场;各区、镇按实际情况建立屠宰场(点)。有关部门应做好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工作。
第十一条 疫点、疫区的划定和处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疫点、疫区在封锁期间,要切实做好如下兽医卫生管理工作:
(一)经常清理污染场地、栏舍、沟渠、垃圾及饲养用具,并进行严格消毒;
(二)猪仓门口及病畜栏舍应设消毒池,指定专人管理,经常添加和更新消毒药液;
(三)粪便、垫草、饲料残渣应及时封存堆沤。污水须经无害化处理方得排放。
第十二条 从香港回程及入境的载运畜禽的车辆和笼具,应经深圳动植物检疫局消毒。未经消毒的,不得回程和装运使用。
第十三条 凡运抵本市的畜禽、粪便、垫草、饲料残渣,必须按指定地点清卸,经堆沤发酵一个月后,方准运往农村使用。其运载车辆必须经清洗消毒后方准回程。
第十四条 禁止入境人员(含过境耕作农民、下海渔、蚝民)从港澳带入活畜、生肉及其制品,违者由边防卡哨负责没收处理。
第十五条 本市范围内的猪、牛,每年应由兽医卫生防疫检疫机构组织五号病防疫注射(猪只准使用灭活疫苗),确保建立可靠的免疫带。
第十六条 抵达深圳的牲畜,凡经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复查检疫的,动植物检疫部门除按国家规定收取检疫费外,另代征每头牲畜防疫费0.4元;凡在本市屠宰场(点)宰杀的,由各屠宰场(点)代征每头牲畜防疫费0.4元。
第十七条 凡违反本规定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从事牲畜饲养、经营、屠宰、加工等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其牲畜发生五号病,未主动向所在地农牧部门的兽医防疫检疫(验)机构报告的,视为隐瞒疫情,有关部门应立即执行疫点封锁,扑杀病畜,并对同圈畜进行无害化处理,疫情处理的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畜主负责,并
可根据疫情大小,发病畜数,处以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二)运抵深圳的牲畜、无县以上检疫部门签发的检疫证和消毒证者,每车(卡)罚款300至1,000元。
(三)私宰和出售病、死牲畜或未经检查擅自处理病肉者,除没收病肉及销售所得外,并按每头牲畜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四)对调运、销售五号病畜或宰杀病畜造成疫源扩散的,除执行疫点封锁,没收其销售病畜、病畜肉的非法收入外,另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并责令改正直到停止经营;对引起疫病暴发或流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视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10,0
00元以下罚款。
(五)凡在本市内经营牲畜、鲜肉、冻肉、肉制品,逃避兽医卫生防疫检疫(验)、工商行政管理等单位检查的,处以警告,每头牲畜罚款100元,并可没收其畜、肉。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六)凡违反防疫、卫生管理制度,将牲畜粪便、垫草等乱卸、乱放,不封存堆沤,不按期启运,给予警告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应封锁畜仓进行整顿,并处以300元至2,000元罚款。
(七)回程内地的牲畜车辆,凡逃避清洗、消毒者,每辆(卡)罚款500元。
(八)兽医卫生检疫人员未实施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而出具检疫合格证明,或把空白检疫证明交畜主自行填写的,对责任人按每证1,000元处以罚款。出售检疫证明及兽医卫生凭证,除没收非法所得外,按每证2,000元处以罚款。对于有关责任人员除对其罚款外,还应追究行政
责任。
(九)兽医卫生防疫检疫、兽医卫生监督检验人员玩忽职守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不执行兽医法规造成疫病传播或流行,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依本规定征收的防疫费和地方性罚款,统一上缴市财政局,由财政局返拨市牲防指挥部,作为日常防疫经费,专款专用。
第十九条 对执行本规定有显著成绩或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市牲防办给予表扬和奖励,奖励金从本规定的罚款中列支。
第二十条 本规定适用于猪一号病的防治工作。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深圳市防治牲畜五号病暂行规定》(深府〔1983〕251号)文同时废止。



1995年6月14日
  编者按:普通职工的工资目前仍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原则,工资改革就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工资确定的原则也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消息引发了关于工资问题的热议,限制高管们的高收入之声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工资改革是国之大事,须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有报道称:股市创业板诞生三年,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富豪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如果说所谓“垄断”企业高管或员工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收入高者依法而高,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

  调查显示,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比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还是不好的企业,其内部普通员工比高管们收入低;备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相比,收入也是低的……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参照我国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我国各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工资,理论上就是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费,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改变这个工资理论,也没有形成新的科学工资理论,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准确的统一用词。“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拿央企高管的“薪酬”(薪的部分即工资,酬的部分即“奖励”)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便制造出了“收入差距过大”。高管们“酬”的部分是否扣除“风险”,却没有人理会了。如果把高管们的“酬”核定在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中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

  从我国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在工资内涵上了。如果选择“自由”市场经济的话,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极大低于其劳动价值,与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职工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而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大幅度削减。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而不应当把工资改革的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高管的所谓高收入上。如此,只需要完善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当初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原则,工资改革就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工资确定的原则也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

  工资改革是国泰民安之大事,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工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藏富于民,或是国民均分可持续发展;第二,要在新的工资政策出台之前修改既往涉及工资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等等;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的问题根源,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等等;第五,要充分预估改革政策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

  工资改革是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作者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 (人民政协报201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