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司法审判研究新动向
——“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于明
2000年6月26－30日，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中国—加拿大高级法官培训项目第五次联合研讨会及“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和加拿大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中加合作项目中方项目主任王世民、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方光成，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参赞诺恒立、中加合作项目加方项目执行机构主任海伦·杜蒙教授到会致词并做重要讲话。郑成思、赵维田、郭寿康教授，高级法官孙南申、陶凯元等十几位国内专家和学者以及十几位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和安大略省的大法官、律师在研讨会上发言，德国和欧盟也派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国家法官学院的其他领导、骨干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百余名资深法官参加了研讨会。与会的中外专家和法官就“WTO与司法机构”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
一、WTO的建立与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要追溯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之时，该协定脱胎于未获批准的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即1943年布里斯敦国际金融会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世界银行协定、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前两个文件即时生效，而ITO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几经坎坷，于1947年10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将其中第四章“贸易政策”抽出来，单独形成一个非经各国立法机关审批的政府间的临时性行政协议——GATT。它为WTO奠定了两个基本方向：1?满足了各国降低和消除货物关税以及1994年后服务贸易壁垒的要求；2?创设了义务性的规定，阻止或消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其他形式的障碍或壁垒（非关税壁垒）。从1948年至1994年，在GATT的主持下，共进行了8个回合的谈判，目的在于根据上述两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体制。早期的谈判仅关注关税问题，自1968年的《反倾销法案》后，非关税问题涌现出来，从1979年开始由六个《东京回合守则》加以扩展。1994年的第15轮谈判，即乌拉圭谈判达成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正式创立了WTO。在这一时期，WTO的基本要件和法律得以确立，这其中包括了WTO最重要的原则和协议，为今天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法律基础。加拿大多吉尔大学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欧盟代表弗兰兹·贾森、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对外贸易大学白树强教授等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WTO即法制经济，中国加入WTO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世带来的经济冲击不会一夜间到来，入世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将是法律的重新构建。
二、WTO规则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在介绍加拿大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情况时说，加拿大法院时常会受理有关执行GATT规则的案件，但是，在加拿大，国际条约不是自动生效，必须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当一部法律与GATT之间有冲突时，国内法优先；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认为，法院应当研究国际条约以便确定本国履行国际义务时有所帮助，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有几次加拿大事实上已经违背了GATT的义务，原因就是法院错误地适用了GATT规则，而没有适用本国法。德国律师葛毅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讨论，各种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主流的观点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准则如要在某国发生效力则必须将其融入到国内法；融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个案（具体）的方法，即要在某国生效的国际法准则，应当分别融入到该国国内法的体系中去，这种方法最能为各国接受，但是这种方法在融合国际惯例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各国为不断变化的国际惯例单独立法似乎又不太可能；二是一般的方法，即国际法规范无须更多的立法即可成为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直接适用），这种方法很适合于融合国际惯例，却很难融合国际条约；总之，任何形式的国际法要成为可适用的国内法，宪法通常是这种融合的媒体。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刘汉富博士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就适用法律而言，几乎所有WTO成员都坚持WTO规则在法院不具有直接适用力，这是“国际惯例”，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与我国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的做法不同，他认为WTO规则在中国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的理由有：1?国家主权问题；2?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的困难；3?GATT/WTO是政治性条约，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在不明其背景的条件下不宜直接适用；4?WTO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法院管辖属程序不当；他强调对WTO在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立法机关应当进行立法控制，这不仅仅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的程序问题，而是实质性的立法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四次革命，从国际法理论上看，执行国际条约应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二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南申在发言中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目前没有直接适用WTO规则的案例，中国入世后，中国法院必须恪守WTO规则，按WTO规则办案；但是WTO规则的适用有其复杂性，他认为中国法院按现有的审判模式，对WTO规则不会大量直接适用，对法律适用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或司法解释以指导对WTO规则的适用，在涉外个案处理上应采取对等原则。
三、TRIPS与司法审判
关于TRIPS的要求与中国有关立法的差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教授认为，我国入世谈判的障碍不在知识产权，而在服务贸易，但是，入世后还有一些知识产权问题需要解决，WTO在争端解决机制、最惠国待遇、保护范围及执法程序等方面均超出TRIPS的规定，而TRIPS的规定从反面体现出我国民法的不规范性，民法的某些规定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如关于“即发侵权”的认定，民法通则关于构成侵权的四个要件中的“实际损害”，就不能适用于即发侵权的情况，知识产权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与有形物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以“赔偿责任”代替侵权责任的全部，有的被侵权人可能只诉求侵权人停止生产、查封生产线及销毁侵权物就够了；还有的被侵权人在诉讼中往往将“物上请求权‘（认定权利归属、停止侵权等）与”债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一并提出，如果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仅将精力放在”债权请求“上就不可能真正制止侵权的发生。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陈锦川则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达到了TRIPS的要求，主要差距是对国内行政决定能否进行司法审查以及TRIPS所要求的简洁救济程序方面。加拿大律师柯沃克介绍说，加拿大和英国的情况基本相同，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优于TRIPS协议，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TRIPS是国内司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蒋志培在讨论中做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知识产权界对TRIPS的检讨，应立足于达到TRIPS的最底保护标准，这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TRIPS的“补偿原则”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得到广泛采用；要充分发挥现有的法律体制，不必为知识产权保护另立一套法律机制，比如，TRIPS中有关司法当局执法的“禁令”的规定，这是美国人的做法，中国没有必要同美国一样也叫“禁令”才算有了禁令性的法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足以解决“禁令”涉及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历来主张利用中国现有的法律进行知识产权审判，不要否定现行的立法；要正确概括和理解现行立法与TRIPS的关系，责任问题，如民事责任问题、归则原则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请求权类似于物权上的请求权，不以过错为前提等。
四、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司法审判
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到本世纪70年代才被人们独立分列成为单独的部门，而且，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到90年代，服务业已经占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60％，美国则达到70％以上，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已占到25—30％的份额。服务是一个内容十分庞杂的概念，很难对其下一个抽象的定义，据美国统计，服务的门类达150个。我国国家统计局将其列为“第三产业”计24个门类。诸如，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电讯服务、建筑服务、旅游业等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理查德·詹达在介绍中国入世谈判中的情况时说，或许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突破是中国对电讯和金融服务实质性自由化承诺的接受。然而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了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情况：1982年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对“三资”企业在中国的设立和经营做了具体的规定；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法，该法在整体上符合了关贸总协定和当时即将形成与生效的WTO的宗旨和主要原则。此外中国还先后实施了一系列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如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民用航空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中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现状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除对外贸易法对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做了较为综合的规定外，其他立法多局限于对商业服务提供方式方面的规定。因此，加强对外贸易方面的立法是迎接挑战的当务之急。与司法审判问题有关的是，GATS并不要求各成员方同时建立司法、仲裁和行政三种审查机构来审查本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从机构设置上，中国表面上已经具备了GATS所要求的审查机构条件，但是，具体到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有关管辖范围的规定上，司法和仲裁都难以依据这两个法律对GATS所指的“行政决定”进行有效管辖，因为GATS并未对行政决定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还是“针对具体服务贸易提供者”作出区分，将大量有关服务贸易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排除在法院管辖之外，这可能会成为GATS其他成员方提出异议的问题之一。另外，服务贸易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商业的存在与自然的流动，可能使法院的内国司法权落空，这是各国司法都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国际货物贸易及法院审理涉外交易纠纷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最高法院高级法官王王允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官詹姆斯·法利分别介绍了本国情况。
五、WTO与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WTO各项规则（协议）得以实施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没有司法审查允，WTO的很多规定将是空中楼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认为，WTO的宗旨是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壁垒，WTO规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是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的，这些规则如果没有一个保障机制就无法保障各成员政府履行义务，司法审查和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是国内外保证WTO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根据WTO的要求，首先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审查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1980年前《中外合作企业税法》就已经规定，外国经济组织可就政府纳税提起行政诉讼，而后，在全国普通法院中设立的行政审判庭行使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要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中国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外评论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司法审查程序法；三是必须给予当事人司法请求的权利。中国在权利的保护方面从制度安排上是非常周密的，国外这方面的保护一般尚处于对“权”的保护上，我们对“利”的保护已经超出国外的水平，在审理“不作为”问题上更是比外国做得好，达到了WTO的要求。当然，加入WTO，仍有必要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包括通过行政诉讼取消不适当的行政终局决定权；通过国内立法迅速解决WTO规则的适用问题，有人认为，WTO规则可以直接适用，有一定的法律根据，在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上是可以优先适用WTO规则，但对行政实体法方面的直接适用有推敲的余地，应有所保留。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基本符合WTO的要求，没有必要做大的调整，有人认为，WTO要求司法当局发布“临时禁令”就要改变现有的立法体制，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我国的法律与美国的不同，不能简单的套用，司法当局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司法机关，有的行政执法机关也可能是WTO所指的司法当局，WTO的基本原则不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现有体制和现政为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
六、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司法审判
由GATT的第22、23条规定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习惯规则，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颇具国际经济法特色的国际司法体制——WTO附件2《管理解决争端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社科院法学所赵维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人认为GATT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是“没有牙的老虎”是不对的，从GATT处理的200余件案例来看，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和解释的作用功不可没，而且，GATT的协议管辖也不是完全没有执行力的，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革命，是夸大其辞的；关于国际法的效力，通常制定规则只对制定法的国家具有约束力，而对习惯法国家则没有约束力，但是国际惯例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原国际法上有一个原则，既国家不被起诉，因此GATT的协议管辖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守，现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反向适用，主权国家可以被起诉，应该说是国际法的一个进步；尽管如此，该争端解决机制仍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其裁决缺少透明度；二是其上诉机关没有驳回重审权；WTO争端解决机制只相当于一种国际贸易法院或法庭的性质，专家组成上诉机关只能依WTO所含各协议的规定裁决，而不象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可以适用的法律非常广泛，甚至可以是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绝非是可适用一般国际法或国内法的司法机构。加拿大安大略省詹姆斯·法利大法官发言说，WTO是政府的机制，个人并不参与其中，两个私人的争议是到不了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在加拿大的一个美国制药公司向法院起诉加拿大某药品公司，原告试图引用WTO的有关规定，加拿大法院认为不能适用WTO规则，因为加拿大法律完备，应适用加拿大法，因此原告败诉，但原告是美国的公司，该公司提请美国政府干预，使该案成为政府间的争议，到了DSB后才适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每个国家应自己作出努力来解决对WTO的实施问题，而不能指望WTO来解决全球的所有贸易问题。
七、WTO千年回合可能涉及到的问题
WTO之外将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涉及到的问题有：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劳工标准及电子商务等，上述问题在WTO中不完全是新问题，有的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系统化完善。国家工商总局的孔祥俊博士介绍了与WTO相关的贸易与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情况，近年来，特别是近2、3年来，竞争政策在WTO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竞争政策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重要工具，随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渐的不再成为突出的贸易障碍，私人的反竞争行为有取而代之的倾向，正在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对于跨国的反竞争和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也需要从竞争政策的角度重新进行衡量。而作为国内法的竞争法，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国内法，竞争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近年来为保护其公民和经营者，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扩展其法律的管辖范围，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案件具有国际成分；竞争执法的双边合作也在逐渐加强，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已签署和实施竞争执法合作协作，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开始签定竞争执法的协议，如美国与巴西不久前就签定了此类协议。对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应当采取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并举的方式，行政机关应当享有调查权和行政处罚权，有权代表受害的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在垄断案件的司法审查上应当规定法院的专属管辖和较高的审级。多伦多律师阿姆斯特朗和人民大学的龙翼飞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千年回合中关于劳工、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劳工权利和国际贸易协定之间的联系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劳工标准是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贸易上的“比较优势”，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际流动劳动者享受所在国平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解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保险服务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双边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向我国提出双边劳工待遇问题。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和改革，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投入和经营管理将是中国入世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八、WTO与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
加入WTO对中国的司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是正常司法程序的体现，对人大负责，是对法律、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的负责，人大的监督应是抽象的、事后的、法律的监督，个案监督可能降低人大的地位、损害人大的权威；从程序上看，也无法为人大个案监督设计一个适宜的程序，司法公正要靠司法部门自己解决，关键是是否有公正的程序；关于行政解决纠纷，司法审查应是最终的裁决；司法部门不能事事成为配合政府的职能机构，对地方政府的摊派行为，法院不能去强制执行，“保驾护航“的提法值得商榷；司法独立不仅是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也应包括在内，领导把关现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从长远上看不合适，法官之上还有法官，何谈司法独立；审判委员会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法官素质普遍提高的今天，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的职能值得推敲，当事人无法参加审判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按公正程序的要求审判委员会也无法使公开、回避等制度得到实现，对案件处理结果的集体负责制更使错案追究制落空，长此以往，将恶性循环；要维护司法的权威性，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一个案件反复审理，没有终局，严重的侵犯了司法的权威性，也严重的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要改变司法权严重割裂的现象，应强调法院垂直领导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法官的素质，进一步强化法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培训也应是当前法院改革的重要工作。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在研讨会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曹建明院长认为，此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与会中外专家学者深入而广泛地就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问题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司法审判的影响，进行了有前瞻性的交流和研讨，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意义深远。就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问题，曹建明院长强调指出，目前，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和研究如下问题：第一，关于WTO规则在法院的适用问题。中国加入WTO后，将按WTO规则办事，这是WTO成员方应尽的义务，在法律适用方面，入世对我国经济法制的影响体现为国内法院和行政机关如何确保WTO规则在国内得以实施，对中国的法院审判工作而言，需要研究的实质问题是WTO规则如何在法院适用以及哪些具体的实质问题是WTO规则可能会影响到法院的审判，要充分借鉴各国法院的经验，也要根据我国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原则，同时，要根据WTO规则抓紧完善我国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关于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WTO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机会，除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了对进口方当局反倾销裁决提供司法审查、TRIPS协定中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程序外，GATT第10条还规定，各成员方应在保留后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裁判程序，以便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核查和纠正，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司法审查已有规定，但还不完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司法审查已成为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第三，关于透明度问题。透明度是WTO的又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成员方必须公布其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从1991年开始，我国已经逐步做到了对外公布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但是，应当注意到，WTO对司法裁决也有透明度的要求，例如，TRIPS要求各成员方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条例、以及普遍适用的终审判决和终局行政裁决，都应具有透明度，实施和遵守透明度原则，有利于我国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第四，关于法律、法规适用的统一性问题。WTO各成员方应将外经贸法律法规制度统一适用于其关税领土内，问题在于如何建立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我们承诺在整个中国关税领土内统一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对中国的法院而言，要注意解决一些通过地方立法、执法和司法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现在一些地方通过法律并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对外地产品（比如汽车）加以歧视（比如征收较高的税，或干脆不给上牌照），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我国企业、外国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不解决，国民待遇原则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在法院的审判中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适用。第五，关于培养熟悉国际法、熟悉WTO的法官问题。WTO内容十分庞杂，我国这方面的人才也十分紧缺，不仅我国外经贸部门、企业和单位亟需专门人才，而且，我们法院系统也亟需熟悉国际法、熟悉国际经济法和WTO的专门人才，我们要高度重视WTO人才的培养，真正拥有一支懂国际经济贸易，懂得WTO的法律人才队伍，这是中国改革的需要，也是21世纪法官队伍建设的需要。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职工失业保险办法（修正）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职工失业保险办法（修正）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1995年2月11日宁政发(1995)11号发布 根据1998年9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宁政发〔1998〕73号进行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发展社会保险事业，使职工在失业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单位及其职工：
（一）国有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全部职工；
（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职工；
（三）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中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失业职工，是指本办法第二条所列单位及其职工中因下列情形之一，失去工作的职工：
（一）依法宣告破产企业的职工；
（二）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撤销、解散单位的职工；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停产整顿企业被精减的职工；
（五）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
（六）单位辞退、除名或者开除的职工；
（七）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的其他职工。
第四条 失业保险应当与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就业服务体系工作紧密结合，统筹安排，并充分发挥就业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工失业保险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六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
（一）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二）失业保险费的利息收入；
（三）失业保险费的滞纳金和罚款；
（四）失业保险基金的增值收入；
（五）失业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的地方财政补贴。
第七条 失业保险费的收缴标准：
（一）国有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1％缴纳；
（二）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按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1％缴纳；
（三）外商投资企业按中方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1％缴纳。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本办法规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第八条 依法破产、撤销、解散的单位在清理财产时，应当依法按顺序清偿所欠的失业保险费。
第九条 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在缴纳所得税前列支；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在行政事业费中列支。
第十条 失业保险费由单位开户银行按月代为扣缴，转入单位所在地的失业保险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失业保险基金专户”，专项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它用。
失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后，按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得利息纳入失业保险基金。
第十一条 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市、县统筹。各市、县按季度将收缴的失业保险基金中的20％上缴自治区失业保险机构，作为调剂金，由自治区统一调剂使用。
第十二条 市、县失业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先动用历年结余；仍不敷使用，可以向自治区失业保险机构申请调剂；经自治区调剂后仍不敷使用的，报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由本级财政予以补贴。
第十三条 失业保险基金及其管理费不计征税、费。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职工调动及单位成建制迁移不转移失业保险费。
第十五条 失业保险基金及其管理费收支的预算、决算，由失业保险机构按照统筹范围编制，经本级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后，纳入本级预算、决算，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
失业保险基金不得用于平衡财政收支。
第十六条 失业保险机构有权核查用人单位的职工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帐册报表等有关资料，必要时可以提请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予以配合。
财政、审计部门以及工会应当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及其管理费收支的监督。
第三章 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
第十七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开支项目：
（一）失业职工的失业救济金；
（二）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的医疗费、丧葬补助费及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救济费；
（三）失业女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的生育补助费；
（四）失业职工的转业训练费；
（五）扶持失业职工的生产自救费；
（六）失业保险管理费；
（七）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解决失业职工生活困难和帮助其再就业确需支付的其他费用。
第十八条 失业职工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和标准，根据其失业前在单位连续工作时间确定：
（一）工作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发给6个月，每月发放标准50元；
（二）工作三年以上不满五年的，发给8个月，每月发放标准60元；
（三）工作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发给12个月，每月发放标准70元；
（四）工作满十年的发给13个月，从满十一年起，工作每满一年增加一个月，最多发给24个月，每月发放标准80元。
凡因违纪被单位开除、除名和辞退的失业职工，其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期限依照前款规定确定，但标准均为每月50元。
本条规定的标准，可由自治区失业保险机构根据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额的增长，随时进行调整。
确定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应当扣除单位已发给失业职工生活补助费的月份。
第十九条 失业救济金由失业保险机构按月发给失业职工。
第二十条 经劳动部门批准或者签证招收的长期临时工，在单位连续工作五年以上并具有城镇户口的，失业后可以依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领取失业救济金。
第二十一条 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双职工同时失业或者家庭有严重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经失业保险机构批准，可以给予不超过100元的一次性特殊困难补助费。
第二十二条 失业女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生育子女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可以一次性给予200元的生育补助费。
第二十三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的医疗补助费，按下列标准和办法支付：
（一）每人每月发给医疗补助费5元；
（二）患严重疾病的（不包括因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而致伤致病的），其医疗费个人负担确有困难，经所在地市、县失业保险机构同意，并在指定的医院治疗，可一次性给予医疗费总额60％的医疗补助，但最多不超过1000元。
第二十四条 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因病死亡的（不包括因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而致病死亡的），可以给予500元的丧葬补助费，并一次性给予其供养的直系亲属300元的抚恤金。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失业职工不享受或者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一）在单位连续工作不满一年的；
（二）重新就业的；
（三）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入学、参军、出国定居或者死亡的；
（四）无正当理由两次不接受失业保险机构介绍就业的；
（五）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被劳动教养或者判刑的；
（六）达到领取失业救济金规定期限的；
（七）自动离职、辞职的；
（八）办理离、退休手续的；
（九）单位未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第二十六条 失业职工的转业训练费和扶持生产自救费，按当年度筹集的失业保险基金总额的25％提取（转业训练费10％，生产自救费15％），专帐管理，专项审批。
第二十七条 失业保险管理费按失业保险基金筹集总额的下列比例提取使用：
（一）年筹集50万元以上按6％提取使用；
（二）年筹集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按8％提取使用；
（三）年筹集20万元以下按10％提取使用。
自治区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从各市、县上缴的调剂金中列支，按调剂金总额的5％提取使用。
失业保险管理费用于失业保险机构业务开支及其他必须的费用。
失业保险管理费不敷使用的，由失业保险机构编制预算，报经本级财政部门审核拨补。
第四章 失业职工管理
第二十八条 失业职工原单位应当在其职工失业之日起10日内，将失业职工的失业证明，参加社会保险证件等有关资料及失业职工档案转送失业职工户口所在地失业保险机构，并书面通知失业职工。
第二十九条 失业职工必须在失业之日起15日内，持原单位开具的有关证明到户口所在地失业保险机构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职工失业保险手册》：
（一）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单位的失业职工，凭原单位开具的失业证明；
（二）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凭原单位颁发的《劳动手册》；
（三）被单位辞退、除名、开除的，凭原单位开具的失业证明。
逾期登记的，不予补发失业救济金及其他有关费用。
第三十条 失业职工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择业，也可以组织起来就业或者自谋职业。
第三十一条 失业保险机构可以将失业职工应当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性给予招用就业困难的失业职工的单位，作为其支付工资的补偿。
第三十二条 失业职工组织起来就业或者自谋职业的，在其领取营业执照后，经本人申请，失业保险机构可以将其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内尚未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一次性发给本人。
第三十三条 下列职工不得作为失业职工移交：
（一）距法定离、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二）患精神病、麻风病、癌症等疾病及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正在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尚未作出结论的。
第五章 管理机构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为各级失业保险机构，其职责是：
（一）拟定本地区职工失业保险工作规划及政策；
（二）管理失业职工，并进行登记、建卡、建档及统计；
（三）负责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
（四）组织失业职工开展转业训练，扶持指导生产自救；
（五）对失业职工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六）承办失业保险基金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失业保险基金委员会，实施对失业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失业保险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担任，劳动、财政、地方税务、计（经）委、审计、银行等部门和本级总工会的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设立
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内。
第三十六条 各级失业保险机构为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其人员编制由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根据本辖区的实际需要确定。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以非法手段领取失业救济金和其他失业保险费用的，由失业保险机构追回其全部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挪用失业保险基金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拖欠、少缴、拒缴失业保险费或者调剂金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日加收未缴纳数额1‰的滞纳金。
第四十条 失业保险机构违反本办法，拖欠支付失业救济金和其他失业保险费用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失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不适用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
第四十三条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失业保险，适用本办法规定的原则，具体办法由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1998年9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宁政发〔1998〕73号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职工失业保险办法》的相关内容：
1、第三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以非法手段领取失业救济金和其他失业保险费用的，由失业保险机构追回其全部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拖欠、少缴、拒缴失业保险费或者调剂金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日加收未缴纳数额1‰的滞纳金。”
3、第四十二条删去。
4、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1995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