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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与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兼论经济法与社会法之辨析

安?F

[摘要] 本文明确了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涵义，提出了经济法的“社会公利”与社会法的“社会公益”之间的差别，在经济法的价值体系论述中则提出了反映其本质属性的三个层级与一个核心的立体构造，并分别加以阐释，从而进一步与社会法相区别。

[关键词] 社会本位、社会公利、社会公益、价值体系、可持续发展、经济秩序、分配正义、和谐
一、对“社会本位观”的再诠释
不同的法律部门有着不同的本位理念观，不同的本位理念观反映着不同的法律部门的本质属性。譬如，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行政法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对这一系列的理念观的认识已经在学界获得了基本共识。从法律调整经济的发展历程看，既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理念观的转变，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理念观的转换，淡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此种转换体现着“殊途同归”的趋向。这里的“社会本位”是与“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相对应的现代化的法律本位理念观，而经济法也正是因为具备了“社会本位”理念观，而成为了与传统法律部门迥异的现代之法。
不同理念本位的法对主体的行为模式有着不同要求：国家本位下所强调的主体行为模式重心是“义务”，个人本位下所强调的主体行为模式重心是“权利”，而社会本位下所强调的主体行为模式重心是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可以简称为“权责”。所谓的“权责本位”，就是指现代法治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再允许“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全面管制”，在充分承认个人、社会组织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对之实施必要的约束与规制，任何滥用权利（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禁止甚至惩罚。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在行使权利（力）的时候，必须同时意识到如果滥用该权利（力）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本位”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个人本位”和社会主义高度集权时期的“国家本位”最重要的区别标志。我们可以把法律强调法律主体行为模式重心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归结为：从义务本位或权利本位到权责本位。
在现代社会，我们称民法是“权利法”，是私法领域的代表法，行政法是“控权法”，是公法领域的代表法，而经济法是“权责法”，是第三法域（社会本位法）的代表法。也正是基于对此的大致认同，我国经济法学者经过与其他部门法学者长期的“论战”，为经济法赢得了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应有地位。
然而这种社会本位理念的提出仅仅是将经济法从传统非“私法”即“公法”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为经济法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就第三法域内部而言，还存在着“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分，而以往正是我们对此问题研究的不够深入，才导致了一些经济法学者在某些具体法律规则的归属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也引致了一些社会法学者的“异议”。 [注2]
同样以“社会为本位”，同属第三法域，同是新兴部门法，甚至就我国而言，社会法的兴起比经济法还要晚 [注3]，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厘定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限？进一步明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为经济法彻底的、科学的独立与完整扫清最后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将“社会本位理念”的涵义更加明确化和将经济法的特有价值定位更加清晰化。
我们认为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都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但各自侧重点并不相同，社会法的社会本位观强调的是“社会公益”，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强调的是“社会公利”，“社会公利”与“社会公益”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对“公利”和“公益”的区分则基本明确了两种部门法的差别与调整范围。经济法所强调的“公利”带有明确而突出的经济性，社会发展之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主要就表现为经济发展。没有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法所追寻的恰恰就是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本位理念。经济法无论在调整对象、运行机制、法益目标和评价效果[注4]都突出表现为是遵循经济规律对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促进，因此简称为经济法的“社会公利”性。而社会法则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公共目标性和人文关怀性的“社会公益”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保护问题）、社会的安全与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发展（卫生文教问题）、社会传统的公序良俗（妇女儿童老幼病残的特殊保护问题），这些问题明显侧重的是“公益”，而不带有直接的经济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公利”与“社会公益”在不少情况下并非截然分开，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社会领域中总会存在着既有“公益”又有“公利”而难以硬性区分的情况。对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公利与公益所占的比重大小由主体自行选择部门法来解决问题，或由两种部门法协调解决，而没有必要采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一定要将之划归到哪个部门法调整。现实中在法律的范畴里亦有很多先例，比如民法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就常常竞合，而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法律留给主体更多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法律成熟、完善的重要表现，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法律调控领域的延伸。
综上所述，正确理解经济法与社会法社会本位理念定位的不同，是明确划分经济法与社会法各自调整范围的逻辑起点，经济法的“社会公利性”与社会法的“社会公益性”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但它们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本位理念。

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从哲学的角度讲，价值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实体性要素：一方面揭示了主体认识、利用、改造客体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反映了客体可以满足主体的何种需要，即有用性。
从法哲学上讲，法的价值具有层级性，这是由主体需要的层次性和法律规范本身的层次性决定的，几个不同的层级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而每个价值层级本身也是一个系统，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子系统。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部门法价值体系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法的本质价值层、法的形式价值层和法的评价价值层。
再就经济法学的价值系统而言，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层集中体现了经济法所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反映了经济法创制与实施的宗旨。经济法的形式价值层，又称为经济法的表现与保障价值层，是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所必需具备的品质，此种优良品质间接反映经济法的社会理想和目的并保障其实现，是经济法本质价值层获得实现不可或缺的外在形式。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是经济法在经济伦理层面所持的态度，其实质是利益的分配观，是评判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是非曲直的标准。
就三种价值层次而言，它们存在一种从客体到主体（客观到主观）的过渡关系。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层是经济法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的客观内容层，经济法的形式价值层是体现经济法属性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层，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则是经济法价值体系得以确立的主观判断层。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层来源于社会对经济法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形式价值层来源于经济法律制度自身要实现其本质和目的的功能需要，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则来源于人的理性对经济法本质价值层与形式价值层的价值取向的引导需要。
同时，经济法的这三种价值层次共同围绕着一个中心轴——经济法的核心价值——和谐。没有经济法关于和谐的核心价值的确立，经济法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就无从显现，人们对经济法价值和功能的认识也会因此而走向歧路。
1、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层
经济法的本质价值是满足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市场的调节，还是国家的干预，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要保持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法正是基于对两种资源配置手段都会失灵，都无法保证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产生的，使之成为政府干预之法和干预政府之法。所以经济法从诞生那天起就担负起要实现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这也正是经济法的本质价值之所在。
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环节。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少有以下四层涵义：第一，这种发展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发展，不是社会中某一阶层或集团的单一发展，也不是某一地域或地区的失衡发展，更不是某一行业或部门的畸形发展；第二，这种发展强调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注5]只有充分考虑了其他劳动、就业等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的集约型、环保型、效益型的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第三，这种发展是一种不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出发点的发展。第四，这种发展不以盲目的快速为指标，而强调连续与稳定下的有计划的、有调控的快速发展。因此，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最后，我们认为社会法所要实现的发展重心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包含科技、卫生文教、社会保障等方面因素的综合的社会生活发展，与经济法所要实现的和谐的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明显不同，这是两者在法的本质价值层存在的主要差别。
2、经济法的形式价值层
经济法的形式价值是经济法治环境下日益突出的经济安全和平衡和谐的经济秩序。我们认为，经济秩序是经济法治统驭下的自由与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规范经济形态，表现为一系列社会经济要素有层次有结构有先后的合理的系统排列，也表现为经济主体有理性、有规律、可预测的符合法治标准的经济行为，而经济安全则是经济秩序的基础要素和外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经济法主体及其行为，而建立起一定的经济秩序，以保障经济发展安全的规则体系。
经济法治统驭下的经济秩序就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一种平衡和谐有序的经济关系。这种平衡和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为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尽可能地实现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平衡和谐的经济秩序反映了经济法治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一种相互“妥协”，为了满足每种经济主体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在整体上达成一致，即可以放弃现有的经济利益而换取未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的舍弃与获得，上升到整个社会，就是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治统驭下平衡和谐的经济秩序具体表现为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市场环境，在这个有着国家适度干预协调的市场机制下，可以有效地防止垄断行为、倾销行为和其它不正当经济行为，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险和其它不确定因素的损害。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都可以依法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发展和满足：就国家主体而言，当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干预协调主体时它需要依照宏观调控法来行使相应角色的行为，当它作为一个市场主体来生产、交换、消费的时候它需要依照市场规制法来行使相应角色的行为；就市场主体和第三主体而言也都是按照经济法治的规范来进行市场行为或公益性经济行为。而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将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得到了顺畅有序和安全自然的流转。这就是平衡和谐的经济秩序应有之内涵。
最后，我们认为社会法所要实现的秩序是安定祥和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这与经济法所要实现的平衡、和谐、安全的经济秩序存在明显不同，这是两者在法的表现价值层存在的主要差别。
3、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
经济法的评价价值是经济法所努力要实现的经济伦理的要求：实现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经济正义。经济法的评价价值涉及到了经济利益的表达、平衡与重整，其实质是利益的分配观，即要实现社会经济生活中分配的正义。众所周知，经济生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相应地，经济正义也包括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而我们认为分配正义是四个正义环节中的核心环节，也最能从根本上体现经济法的应有价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既定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以保证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基点，也就使分配正义成为了经济正义的核心环节。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是使分配成为核心的前提。分配正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保证主体公平分配负担和公平享有机会，[注6]是同稳定发展与安全秩序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是经济法本质价值层与形式价值层的价值取向上的主观理念的判断标准。
实现分配的正义所要处理好的中心矛盾就是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的关系。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公平与效益的通说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我们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这八个字意义重大，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中国当时“要共富必先富”的发展策略。但是“时移则事易”，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现在我国所要解决的则是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问题。因为只有少数人的先富，没有大多数人的共富，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否有效防止和顺利解决“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有鉴于此，现在如果还仅仅把“公平”问题放在兼顾的位置上，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目前社会上强调“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比如要求“教育公平”、“就业公平”等等，这些公平的实质或者基础就是经济公平。我们认为“效益是本质，公平是保障”。这里我们强调的经济公平已经不再仅仅是道义伦理理念层次的公平，而是要实现社会效益的根本保障与实践。所以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应赋予公平与效益同等的地位。就总体而言，实现经济公平的实质就是在实现经济效益。总之，分配正义的实现是以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实现为经济法的价值评价标准，也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法的实质就是分配法。
此外，我们强调的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经济正义也正是我国社会所亟待建立的个人信用制度、企业诚信制度和政府经济行为透明化的法律价值理论基石，是最终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在新的法治环境和经济体制下统一的出发点。
最后，我们认为社会法所要实现的正义是一种社会正义，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公德与伦理倾向，这与经济法所要实现的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经济正义存在明显不同，这是两者在法的表现价值层存在的主要差别。
4、经济法价值体系的中轴——核心价值
不论经济法是要达到社会经济总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是表现为平衡和谐的经济秩序，实现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经济正义，都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核心－－和谐。可持续发展就是持续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经济法意义的经济秩序并非扼杀经济自由的经济统制，而是自由与秩序的和谐共存，既构建了一种经济秩序，防止经济混乱和无序的出现，又要回应经济主体的变革要求，抑制市场经济毁灭自由的倾向，为市场经济主体自由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所谓分配正义，也就是要实现不同经济主体利益之间的和谐分配，实现经济获益与经济负担之间的和谐分配，最终实现效益与公平的和谐。
我们不赞同历史上某些国家的做法或者时下流行的一些观点，把经济法的本质界定为“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而把经济法的价值核心确定为“经济秩序”。 现代经济法理论的开端是始于对国家主体“协调/干预/调节/管理”经济过程的深入研究，但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并不能体现经济法的全部本质，只有经济法学理论应然的预判与实然的实践相结合，将原始的研究切入点融合到完整的经济法现象中，经济法的本质才得以凸现。而随着经济法的成熟与进步，国家协调/干预/调节/管理的意志性已经日益跟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相互协调的风格，即政府经济行为应当具有理性，这种理性是与正确认识和遵循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相联系的。[注7]
所以，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既不是抽象的理想社会目标，也不是单纯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而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经济法的核心价值不是自由、秩序、效益、公平等的排序游戏和抽象比较，而是稳定与发展、自由与秩序、效益与公平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也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分析出经济法价值理念的不同层次，正确理解经济法的功能与作用,使其与其它法律部门科学地区分开来。
注释
[1] 作者简介：安?F（1976－），工作于北京新东方学校。 周运（1976－），工作于重庆市建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参看董保华：《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P110-132。
[3] 参看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未来》，载《中国经济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P117-134。
[4] 参看李昌麒、单飞跃、甘强：《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辨——兼与董保华先生商榷》，载《中国经济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P105-107。
[5] 这与曾经一度影响过我国政府经济决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单纯经济增长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参看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第二章，时事出版社2001年。
[6] 参看（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P12“我们可以对平等和公平采用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对负担进行公平分配的程度。……第二个标准是人们拥有平等机会的范围。”
机构改革需要法律规制

薛刚凌
　 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以来，大的机构改革就有7次，分别在1953－1954，1957－1958，1961－1963，1970－1971，1982－1983，1988，1993－1994年进行。如果加上1998年开始、尚未结束的这一次改革，则有8次。撇开正在进行中的这一次，前7次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由于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加之政企不分和职能交叉，导致了第8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目前，中央一级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省一级的改革尚在进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还有待于开始。

　 应当说，机构改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加深，政府职能日益扩展，政府的规模也日趋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资源的有限性，也由于政府规模膨胀带来的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因而，政府不得不采用机构改革的方式来确保政府规模的合理、行政机关设置的科学和公务员的活力。

　 机构改革多涉及政府职能的重组、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以及公务员队伍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机构改革似乎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事情，因为改革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行政机关的变化和人员的减少，但实质上，机构改革却与广大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机构改革涉及对行政权的重新界定，而行政权的大小则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自由。行政权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小。另外，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控制政府规模，而政府规模决定着公民负担的多少。政府的一切运作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的税款来支撑的，政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负担越重。当然，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每一次机构改革，都面临着机构人员的调整，国家需要安置分流人员，需要时间、精力和财力。

　 由于机构改革关系到全民的利益，因而需要建立在民主、理性、公正的基础上。公民作为普通的纳税人，有权了解和参与机构改革；机构改革的设计者应当地位超脱，独立于各种利益之上；改革方案需要广泛调查研究以及科学论证。为保障公民的参与、改

　 革过程的理性以及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需要法律的规制。这是因为：首先，法律规制可以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公民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程序来参与机构改革，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如规定公民参与对机构改革方案的讨论，机构改革的研究机构应有社会各界的代表等。没有法律对参与权的规定与保障，公民的参与就只是一句空话。其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改革过程的理性。改革方案由谁来设计论证，由谁作最终的决定，改革方案又由谁来负责推行，都需要法律的规定。除了合理分配机构改革的各种权力外，还可以对机构改革的程序进行全面规范，以保障机构改革权的合理行使。改革过程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再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机构改革的有效推进和改革的最后成果。由于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所以改革方案一旦为立法所肯定，任何人都受其约束，违法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通过法律规制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也可以防止改革成果的流失。

　 目前，西方国家的机构改革大多在法律的规制下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通过立法成立一个改革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为非官方组织，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由其负责对机构改革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机构改革的建议报告。第二，由立法机关制定有关机构改革方面的法律。对机构改革研究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一般要在政府和社会进行广泛讨论，立法机关可以采纳其合理部分制定法律，决定改革。第三，有关改革的法律制定后，由政府具体推行。在推行过程中力求稳妥，往往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美国新政后的政府重组，日本二战后的几次政府改革都是遵循这一改革模式，并取得了较好成果。

　 不能说上述改革模式完美无缺，但有一点则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在我国，机构改革往往由政府自行设计，并依靠运动式的行政手段推行。改革的设计者也是改革的推行者。虽然政府的部分改革方案需要权力机关的批准，但权力机关对机构改革的介入十分有限。这种模式的机构改革能立竿见影，迅速便捷，但也存在许多内在缺陷。由于缺乏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所以改革阻力大，改革方案有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也存在诸多风险。改革者主观随意性大，自由裁量权过宽，改革方案往往缺乏严格细致的论证。机构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的魅力和智慧。另外，机构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每届政府在改革之初都决心很大，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及时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改革风一过，又复归以往，机构人员又迅速增长。

　 由是观之，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大的机构改革前，能得到社会各界和民众的参与，能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科学论证，如果我们的改革设计者能处于中立的地位，超脱于各种利益之上，如果我们的改革能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情况也许会变得不大一样。无疑，我们仍然需要机构改革，但也许不必如此频繁；政府的职能仍然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而调整，但也许不会有太多的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政府的规模仍然需要控制，但不必经常大规模地裁员，也不会因为裁员而给公务员个人以及社会造成负担。因此，机构改革的法制化的确是使这一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